“這里不是寫詩的地方，只是日子剛好經(jīng)過?！?026年開年，連鎖便利店的小黑板悄然成了一塊文學角。作家劉震云最開始提筆“街上走著的每個人，大家都辛苦了”，而后不少普通顧客都在方寸之間留下了自己的詩行。有人“越過山丘在路上”，有騎手記錄“剛跑完最后一單”，有人感慨“媽媽的菜總過期，是我們回來晚了”。仿佛一場無聲的接力，文學自然地從買水、找零的間隙里流淌出來。

在法國人類學家馬克·奧熱的觀察里，便利店常被視為典型的“非地方”。 所謂“非地方”，是指那些為加速流動、去個人化而設計的空間。人們進入其中，往往帶著單一、明確的商業(yè)目的——買一瓶水、取一件快遞，或者加熱一份速食。它的設計初衷是抹平個體差異，以極致的效率服務于快節(jié)奏的現(xiàn)代生活。在這種邏輯下，個體往往被簡化為面目模糊的“消費者”或“路人甲”，人與人的溫情被現(xiàn)代化的精準、高效與便捷取代。

有意思的是，這種“非地方”的疏離在規(guī)模效應面前正在發(fā)生質變。據(jù)報道，中國連鎖便利店近年整體保持擴張態(tài)勢，83.9%的企業(yè)門店數(shù)量同比增長，頭部企業(yè)已邁入“四萬店”時代。便利店，猶如城市的毛細血管，扎根于每一個社區(qū)，漸漸有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重量。那么，一個原本追求極致效率、高度標準化的商業(yè)空間，何以成為詩意萌生的地方？

美國都市社會學家雷·奧登伯格認為，人們除了居住的第一空間和工作的第二空間，還需要一個非正式的公共聚集地。過去，這個角色由茶館、咖啡館承擔。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，許多原本輕松的社交空間正變得儀式化。進入這些地方，人們往往覺得需要整理一下自己，以應對某種無形的社交審視。相比之下，便利店以其分布廣泛、24小時營業(yè)以及極低的準入門檻，成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“第三空間”。在這里，創(chuàng)作者可以是任何人，寫詩也不需要什么宏大敘事，只要在奔波的間隙心有所感，便能隨手記錄最真實的日常。

事實上，這種基于共享載體的群體精神互動在我國早有淵源。在蘭亭雅集，文人們曲水流觴，即興賦詩，匯集成冊；元稹與白居易依韻和詩，通過文字完成跨越時空的互動；驛站的“題壁詩”讓萍水相逢的人以文會友；《紅樓夢》大觀園里的蘆雪庵即景聯(lián)句，則是眾人在瑞雪飛白間聯(lián)句成章，將瞬時的情思化作集體的唱和。從前的載體是絹帛、溪流或粉墻，今日變成便利店的一塊塊小黑板。在這里，有人對騎手夫妻說“你們車后的玩偶很可愛”，有人叮囑深夜歸者“白天與風雨過招，回家時輕聲合上門”，也有一位患阿爾茲海默癥的大爺認真寫下“我叫勇輝，我的媳婦是小梅”。人們留下只言片語，在接龍中確認彼此的存在，在同樣的街角燈火下營造出一種溫暖的共同體驗。

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，會發(fā)現(xiàn)便利店這類城市補給站早已成為觀察現(xiàn)代社會的窗口。日本作家村田沙耶香在《人間便利店》中探討了個體在標準化社會里的身份困境：女主角只有穿上制服才能獲得社會的接納，并最終在這一方空間里尋得自洽。韓國作家金浩然的《不便利的便利店》則描寫了一個流浪漢店員如何以小店為紐帶，縫合了破碎的家庭與失業(yè)者的尊嚴。而在西方，電影《便利店》將收銀臺變成草根哲學的辯論場，詩人弗蘭克·奧哈拉的“午飯詩派”則記錄下入店買煙、翻書的瑣碎日常。這些跨越地域的敘事，充分說明屬于這個時代的、具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形態(tài)，完全可以從最尋常的市井煙火、最真實的公眾情緒中破土生長。

在便利店寫詩，既是人們重塑“地方感”的自發(fā)努力，也與宏觀層面的頂層設計不謀而合。商務部最新印發(fā)的《城市商業(yè)提質行動方案》再次強調了“一刻鐘便民生活圈”在服務民生、促進社會融合方面的基礎作用。正如學者項飆所言，在高速流動的現(xiàn)代社會，由于傳統(tǒng)社交紐帶的斷裂，人們陷入了“附近的消失”。筆者曾在華南進行了數(shù)年的城市更新觀察，發(fā)現(xiàn)便利店、菜市場這類小尺度空間因其深嵌于街頭巷尾，緊貼著生活的“附近”，具備了切入個人生活系統(tǒng)、進而重塑社會關聯(lián)的天然優(yōu)勢。這種“最初五百米”的空間通過關系性的互動，讓個體在消費、體驗之余，重新成為生活意義的發(fā)現(xiàn)者。（作者是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學者、中國特色城鎮(zhèn)化研究中心研究員）